精神文明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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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30年：精神文明研究硕果累累

本刊记者  朝 迅

【本刊讯】  从1979年9月叶剑英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课题以来，广东的哲学社会科学界在认真学习、宣传党中央各个时期指导思想的同时，以实践的需要为追求，持续不断地开展赋有广东特色的理论研究，主要表现在对新兴学科——精神文明学的初创和取得体系性、区域性与专题性研究成果方面。

一、广东对新兴学科精神文明学的初创，大致走过了两步历程

第一步历程——从1979年至1989年广东的情况看，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精神文明学初探时期，其中有两部著作分别展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精神文明学的雏型：

第一部是《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杨越、钟阳胜、范英著，20万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作者从1984年夏开始便在构思“一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基本框架”（详见该书《内容简介》）。

第二部是《精神文明建设导论》（马中柱主编，20万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作者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视角，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作了初步的探讨。

第二步历程——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1998年的广东情况看，是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精神文明学的雏型为基础，上升为人类一般精神文明学的研究时期。其中有五部著作分别论述了人类一般精神文明学的总体构思和主要内容：

第一部是《精神文明学论纲》（范英主编，64万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11月版）。该书作为 钱学森 教授首倡人类一般精神文明学的第一部实体形态的著述，由26章构成：主要界定人类一般精神文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阐述人类社会精神文明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概括人类一般精神文明真善美的内部结构及其之间的关系，提出社会精神文明、群体精神文明、个体精神文明三者的区别与统一；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法制文明和“人种”文明（此后还加了一个生态文明）看成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与精神文明构成各自的外部关联；书中强调了精神生产、精神产品、精神生活、精神享受等相互衔接的机制和精神生产者的突出地位与作用，以揭示商品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同时对城市农村、经济特区、企业事业、街道社区、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一国两制和家庭个人的精神文明建设均作了探索。全书站在人类社会精神文明一般的方位来考察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该书出版后，从中央到地方50多家电视台和报刊均有介绍或评论，同时培训了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市的精神文明建设骨干近5000人次，曾获得1979—1991年度光明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奖等多项。

第二部是《精神文明学》（张汉青主编，47万字，红旗出版社1991年6月版）。该书由15章构成：主要讲精神文明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人类精神文明的历史发展；精神文明的本质特征；精神文明的系统结构与功能；精神文明的发生、发展及其形式、动力、规律、机制、环境和建设目标与实施；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和管理系统等。作者强调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对这一概念作了多处界说。此外，提出“制度文明”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中介之说。该书出版后，获得1992—1995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著作一等奖等多项。

第三部是《精神文明学概论》（吴灿新、孙志东主编，20万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该书由绪论和13章构成，除对人类一般精神文明的基本理论作了阐析外，着重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类型、指导思想、方针原则、领导核心、途径方式等的探讨，是广东省内党校系统讲授精神文明建设专题的主要教材。

第四部是《岭南红梅报春开——论广东创立的精神文明学》（范英著，23万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该书从学科生发史视角，首次总结、概括了广东20世纪80—90年代原创的精神文明学的主要理论，以及在原有基础上，点明通过期后的实践而发展的一批观点与内容，为逐步完善该新兴学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第五部是《珠水云山育芳菲——评广东原创的精神文明学》（范英、刘小敏、江立平主编，78万字，中国人事出版社2006年10月版）。该书从众多报道广东原创精神文明学的文献中，精选了钱学森、沙英、肖前、杨春贵、赵凤岐、张江明、张汉青、梁钊、张磊、李权时等国内专家学者近200篇评论，表明该新兴学科创立起来的一整套理论观点和在新的实践中逐步完善的理论观点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影响。

二、广东精神文明的理论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体系性成果。此指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广东学者从不同角度，自觉地为创立、深化、完善和发展新兴学科精神文明学的学科体系所取得的那些成果，包括前面介绍的五部著述，还包括从1990年开始正式出版的“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该丛书由广东省社科联精神文明学研究室和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广东省社会学学会、广东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等牵头组织，以《精神文明学论纲》为总纲，与时俱进地、细水长流地推出总纲涉及的《社会公德概论》、《社会公德漫话》（范英主编，各15万字，海天出版社1991年9月版）、《职业道德新探》（范英主编，23万字，，红旗出版社1992年9月版）、《精神文明与社会发展》（范英著，32万字，海天出版社1993年3月版）、《人的素质与市场经济（上下册）》（范英主编，134万字，红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精神文明与市场经济》（范英等主编，60万字，红旗出版社1995年9月版）、《这一手非硬不可》（范英等主编，28万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6月版）、《反腐保廉与社会发展》（范英、庞跃辉著，23万字，广州出版社1996年8月版）、《周恩来的人格风范》（范英、吕志著，23万字，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当代中华凝聚力（上下册）》（范英主编，110万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9月版）、《坚持·发展·探索·创新》（张汉青、蓝红、范英主编，46万字，广州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创建新世纪的真善美》（范英等主编，31万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版）、《以德治国纵横谈》（范英、刘小敏主编，27万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广东先进文化发展论》（范英主编，71万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更新观念  创新发展》（范英等主编，40万字，中国人事出版社2005年1月版）、《古今镜像：广东人精神之经纬》、《乐天务实：广东广府人的天性》、《自强不息：广东潮汕人的胆气》、《厚德载物：广东客家人的风骨》、《念祖爱乡：海外广东人的情结》、《灵活变通：广东人的商业精神》、《海纳百川：广东人的开放精神》、《万紫千红：广东人的艺术精神》、《春华秋实：广东人的学术精神》（以上各书均由范英、刘小敏主编，149万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版）、《和谐熏风沐南粤》（范英等主编，56万字，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咬定青山不放松》（范英等主编，29万字，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寻幽探胜论西关》（范英等主编，20万字，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7年11月版）、《扬长避短话神仙》（范英等主编，16万字，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年1月版）、《新时期人道主义思想和残疾人事业的理论与实践》（郭德勤、范英、刘小敏主编，37万字，华夏出版社2008年1月版）、《广东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状况考察与发展战略研究》（郭德勤、范英、刘小敏、董玉整主编，16万字，华夏出版社2008年1月版）、《和谐医患关系建设概论》（张寿生、范英、刘小敏主编，36万字，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年4月版）、《平安和谐社区建设初探》（范英等主编、20万字，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年6月版）等35部共1220多万字。这些著作获得多项奖励，其中《人的素质与市场经济（上下册）》和《当代中华凝聚力（上下册）》两书，分别获得广东省（1992—1995年度）和（1996—2000年度）精神文明建设优秀理论研究成果著作一等奖等；《广东人精神丛书（1—9部）》得到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等的充分肯定。

第二类是区域性成果。此指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广东学者自觉地从所处省市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需要和特点出发，与深化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息息相关而取得的那些成果，主要包括从1991年以来推出的区域性丛书或区域性单项著作。其中属区域性单项著作的代表性作品有若干部，如《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在广东的实践》（蓝红等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获得广东省（1992—1995年度）精神文明建设优秀理论研究成果著作一等奖等。此外，还有区域性丛书多部，其中广州市两套丛书之一的“广州精神文明建设丛书”（由邬梦兆等主编，广州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从1993年至1995年间，共出版了《发展中的文明》、《同步与超越》、《都市群众文化》和《广州市风与广州人精神论说》等4部；之二的“精神文明建设哲学论丛”（中共广州市委主编，广州出版社1997年12月版），出版了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基础论》、《精神文明建设过程论》、《精神文明建设系统论》、《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论》、《精神文明建设价值论》、《精神文明建设机制论》和《精神文明建设方法论》等7部；此外，还有“深圳精神文明建设丛书”（吴松营主编，海天出版社1996年6月版），也出版了《深圳精神文明建设文件汇编》、《深圳精神文明建设大事记》和《深圳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与理论探索》等3部。

第三类是专题性成果。此指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广东学者自觉地对精神文明建设某一专题或某一文明单位的研究，与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息息相关联而取得的那些成果。主要包括前述体系性或区域性成果之外的一批专著、一批科普读物和一大批论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超越自我——南华西街文明的开拓》（肖建华、李辛生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版）、《走向开放的道德》（李萍、李华明等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版）《市场道德论》（吴灿新等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混沌初开——来自大学生心灵的报告》（雷渡桥等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版）、《人的文化素质与现代化》（景怀斌等著，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文明实践论》（田丰、周薇主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版）、《医学伦理学》（伍天章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走向绿色文明》（郭艳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公民道德新标杆》（林伟健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文化生态学》（戢斗勇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和《中华民族精神概论》（李宗桂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等。在科普读物方面，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有《怎样建设文明村》（顾作义等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答》（范英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5月版）、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新三字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社会公德四字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版）、《家庭美德五字谣》（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农民道德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组织的《干部贤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中共广州市委组织的《新增广贤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四德通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等。在这些科普读物中，《新三字经》出版了数千万册，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等多项。此外，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专题性论文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开拓性之深，在国内属上乘之列。其中，《在改革开放中迈向文明之路——珠江三角洲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启迪》（《学术研究》1993年第1期），是广东省内精神文明建设论文类最早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的一篇。

前述精神文明学在广东的初创，以及体系性、区域性和专题性成果的代表作，是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史上涌现出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岭南文化在现时代存续、开发的组成部分，也因此而得到开明之士的广泛支持和社会各界的逐步认同。

精彩之作：《和谐医患关系建设概论》

陈家义

浏览了《和谐医患关系建设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之后，在脑海里引起壮阔的涟漪。张寿生、范 英、刘小敏等主编的《概论》作为“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之三十四卷与读者见面，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因为，医患关系也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环节。健康是社会和谐的根本。健康许多时候同医患关系纠缠在一起。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说明此书家家户户都必须读。

健康是社会发展进步象征，新世纪需要新健康，21世纪是健康世纪，提高健康水平，不断增强全民族健康素质是首要任务。在这方面，《概论》是一本独到见解的书。全书分为14章66个问题。所阐述的问题深入浅出，涉及面广，知识渊博。由于篇幅和水平所限，在此只能谈点粗浅的读后感。

一、“以人为本”是和谐医患关系建设的出发点

“和谐医患关系”问题的提出，是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之义，是以人为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壮举。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两个文明”，发展到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四个文明”，都是离不开“以人为本”，因为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一切文明建设都是为了人民。这样就是用辩证的科学发展观来认识问题，既见物又见人，物质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政治文明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生态文明才能持续发展，实现世世代代都文明。所以，该书的第一章，就引用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讲话”：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这是开宗明义地说明了医患关系的矛盾在“各种社会矛盾”中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概论》作者审时度势，挑明这个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为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出了大力，做出了贡献。

二、全面理解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是个世界性、历史性的问题。医患关系分为良好（和谐）的医患关系和恶劣（对立）的医患关系。目前问题的提出，是针对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医患关系的。中国《医学与哲学》2005年第二期，引用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的话说：“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医患关系都不会到这个程度，（中国的）医患关系达到历史最差时期。”（见《概论》第17页）所谓医患关系，指医方和患方是个矛盾的统一体，医方和患方是矛盾运动的过程。具体所说的医患关系，是指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包括临床实践中的医方和患者之间的医患关系。医方主要是医生、护士，以及医护人员，包括各级医院、卫生院、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以及从事疾病诊断、治疗组织，临床医疗活动管理单位、组织者等；患方是指伤病患者，患者涉及面很广，任何人都有可能是伤病患者，因此，进行和谐医患关系建设是人人有分的。

医患矛盾的加深，是由于医患关系双方的离心离德背向发展造成的。从医方来说，有许多好医院、好医生，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谓“医者父母心”。这是主流。但是，由于某些市场化的负面影响，利己主义作祟，出现一些医方的“三乱”现象，即“乱治疗”：无病作有病治疗，小病作大病治疗，伤害患者的健康；“乱开药”：开患者不需要的药，对病情复康不起作用的药，超出患者实际所需要的药；“乱收费”：加大医疗和药品项目的价格来收费，增加巧立名目的收费，等等。据《京华时报》报道， 2007年4月27日 ，北京市卫生局公布第一季度6种常见病的平均收费和住院情况的统计。其中说到同一种病，病情相同，医疗收费，在一间医院是4172元；另一间医院是140873元，两间医院竟然相差6700元。医疗的“三乱”现象，不仅仅是北京市有，全国各地都有，带有普遍性，使医方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许多患方是“受冤者”的“冤大头”，是矛盾的次要方面。许多病患者都是诚心诚意求医寻药的。当然，某些时候，某种情况，患方也可能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医闹”现象。所谓“医闹”：借医疗纠纷的名义，采取打砸医院、伤害医务人员；威胁、围功等暴力手段来干扰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诋毁医院医生的声誉，索要巨额赔偿和不合理要求的行为。这些举动，给一些本来医患关系紧张的地方雪上加霜，这是不可取的。该书对此的精彩分析，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综上所述，那些不正常的医患关系，不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关怀，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解决？《概论》都有极其详细的阐述。简言之，问题在于多年来的“教育失误”，部分社会成员道德失范。党的十七大已经高度关注这个问题，提出要以人为本，各级政府的工作要到位，要依法治医，要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概论》的问世，是非常及时的。

三、发扬中华民族的和谐医患关系的优良传统

《概论》第十三章，“探讨中国古代、近代、当代社会和谐医患关系建设的发展轨迹”。实际上是论述了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以人为本的优秀医患关系传统。其中许多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优良传统，值得世世代代发扬光大。

中华民族自“盘古开天地”，就有“以人为本”，创造善良的“医德”，只是当时环境的差异，“道德”准则也不相同而已。如果“皇帝”没有爱民之心，群众就不会拥护他做首领。在远古时代，医患双方都对疾病无知，祈求“神灵”保佑，巫医合流，靠精神力量治病；到神农时代，才有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传说神农氏是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他冒着生命危险去尝百草，寻找医药，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反映了他的高尚的“医德”。扁鹊是战国时期的“神医”，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的鼻祖，有“泛爱众而亲仁”的真君子尊称。我国古代著名经典《黄帝内经》，有着丰富的医学知识，记载了许多良好的医患关系，首先是医者表现出良好的医德。东汉名医张仲景主张“爱人知人”；三国时期，名医华佗的“有医无类” 的精神；随唐名医孙思邈提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珍不慕名利、精求方术、作风正派、忘我献身，是构建和谐关系的楷模。还有当代国际主义者白求恩大夫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医术上精益求精的精神，这是毛泽东主席所提倡的治病救人风格。中华民族和谐医患关系的传统不胜枚举。要以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为荣。

医者是为了人民健康，人民健康是为了国家民族强盛。健康是幸福的基础。医患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皇帝内经》已经明确指出：“医患相得，其病乃治”。医生治病济世要尊重、关怀患者；患者求医治疗要尊重、信任医生。医患之间建立融洽的关系，相得益彰，社会就会更加和谐。

健康是靠“三分治，七分养”。养和治，都需要医药卫生知识，需要医生的诊疗。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是长期历史任务。《概论》介绍了明代医学家龚任贤提出的“医家十要”，即：存仁心、通儒道、精脉理、识病原、知气运、明经络、识药性、会炮制、莫嫉妒、勿重利。又提出“病家十要”，即：择名医、肯服药、宜早治、绝空房、戒恼烦、息妄想、节饮食、慎起居、莫信邪、勿惜费。这两个“十要”，对医方和患方都有明确的要求，这对和谐医患关系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书中这样的“经典”非常丰富，《概论》值得一读。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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